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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提要：宝钗用申韩之道教画，黛玉用孔孟思想教诗。虽然学生香菱进步比惜春更显著，但曹雪芹认为两种教学理念本身不相上下、优劣互现，需兼取二者之长方可组成合乎人性的教育理念。钗、黛二人施教的过程同时也是邪恶与正义较量的过程。黛玉意欲用香菱的成功证明人的身份有贵贱，心智却没有高低，借以抨击门第婚姻的偏见。宝钗则乘教画之机与黛玉化敌为友，但之后“好心”送出的燕窝却让黛玉病情加重，直到被宝玉替换后才有所好转。宝玉处理危机的敏锐与理智令人叹服。他最终走出雅、俗争斗的漩涡，与热爱生活、勤于学习的香菱完成绝配。

        对于《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气性本质，读者长期以来是见仁见智，争执不下。笔者认为并非是她们存在不确定性或不可比性，而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参照物。只要比较她们在同一人事上表露的言行和目的，就能轻松作出判断。“惜春学画”与“香菱学诗”便是钗、黛二人的最佳参照系。反之，钗、黛也可当成惜春、香菱的参照。四者合并甚至还可作为确认贾宝玉价值取向的坐标。好一个梦幻作家曹雪芹，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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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但笔者以为就思想境界和创新能力总水平而言，当代一百个庸碌无能的专家、教授加在一起也难抵一个诸葛亮。诸葛亮的魅力远不只是表面的智多星或节操高尚，而是时空全方位、多层面的，极不寻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既能在民间被无限“拔高”，又能受到他的“仇家”陈寿以及超级天才罗贯中十二分的敬仰，称其为人中之龙、人中之神。
   
随着现代社会思想的进步与开放，许多人认为对于诸葛亮也应重新评价。所以一会儿有人说他好战，一会儿有人说他是簒汉奸臣，一会儿又有人说他愚忠、分裂华夏……在笔者看来凡此种种指责不过是应了一句话：龙游浅水遭虾戏。“浅水”就是当今“假语村言”盛行的学术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企图凌驾于诸葛亮之上的人恰恰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心理明亮不及孔明，眼界高远不及孔明，思想开放不及孔明。殊不知孔明心中是始终装着整个华夏民族的利益，并认为她的前途和发展要重于一时的安定。正由于他的理想宏大，手段新颖，所以要暂时假以匡复汉室之名，要火烧赤壁，要促成三足鼎立，包括“隆中对”密谋和“出师表”远征。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发展和统一两个战略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必须承受的阵痛。实际上睿智的司马家族在这一点上也与他不谋而合。但司马氏即便获得最后的成功也仍然比不上诸葛亮，是失败反向成全了诸葛亮超越其时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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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电视“红楼选秀”活动尘嚣日上之际，有一位学者却深潜在“红学”中作冷静的思考和唯美的追求。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论证之后，4月14日，汪宏华终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中披露了《红楼梦》人物香菱的结局，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哲学理念能够推导出的唯一结局。此前，在各种场合他对这个问题都笑而不答，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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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理念和结构，不但能对《三国演义》的内在本质做出精确的扫描和透析，还可将它每一“回”每一行的文字都统一起来，笔者为此写下了很多文稿，至今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碍。庞加莱猜想说：在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里，假如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圆球。比较而言，《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个对不规则的历史进行了修整的圆球空间。原来罗贯中早已用文学的方式将这一猜想在精神世界里模拟出来了。实际上，以追寻真理为使命的《三国演义》能带给人类的灵感又何止于此。只要我们先将《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统一，就一定能够启迪出更多新思想，进入更高层面的纷争。好一个藏龙卧虎的中国古代呀，超重量级天才时有出没。假如我们后人能从他们手中取过接力棒，勇往直前，那将是我社稷齐天之洪福也。

       《三国演义》，初出云雾的你感觉还好吗？21世纪中国的阳光是否比过去更明媚？（作者：汪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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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诸葛亮当初如何心怀异心，如何杀灭“忠义”，如何独断专行，最后又如何消极怠战，都不能说他是蜀国的逆臣。他恰恰是忠于蜀国的，他反的只是落后的汉室及其残余势力。当初他灭刘璋是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来让刘禅归降则又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国人民。尽管诸葛亮没有将自己的哲学创新提升到国家高度，但他心中装着的却是全中国人的福祉。他认为司马称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应当归顺他们。而且他对自己曾经不得不采用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对“三顾之恩”和“托孤之重”是念念不忘，“定军山显圣”一次更是揭示了他恤民爱民、大仁大义的本质。可以说，他生前杀生灵和死后劝对方不杀生灵都是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快速地安定、发展。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是对人民说的，对浑噩无知的刘后主不过是敷衍而已。诸葛亮在个人感情与国家利益之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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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懿在祁山连续使用六次暗纵术之后，终于将孔明的斗志和他的民心消磨殆尽。此后，作为战神的诸葛亮还有一点点不服输，尝试着送女衣骂司马懿，结果却遭对方反唇相讥。这时，江郎才尽的他便彻底宾服了，他决定暗中放弃战斗，以便快速成全司马天下，减少人们的战乱之苦。为什么可以这样判断呢？一是他选择了威胁小的五丈原扎营，而不是威胁最大的武功山。他并不非不懂地理，当初选斜谷弃子午主要是为了显能。二是他不想延寿。禳星完全是受姜维之劝才勉强为之，期间他也不抱成功的希望，所以违背禳星的规矩仍旧繁忙地工作。在魏延踏灭灯之后，他说：“此吾命当绝，非文长之过也。”他感觉自己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而他之所以要禳星主要是为了让魏延的本性完全暴露，成为“全民公敌”。三是他临终时将自己的权力分解，不让继承者有太强的攻击力，并且还在人事安排上故意将能力和职位颠倒，以逼死可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给司马或蜀国制造更多麻烦的魏延、杨仪。四是弥留之际当李福问到“文伟(费祎)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便不答了。这不是他没有气力了，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安排的人，怎么会不答呢？原因是他预感到彼时的蜀国也就差不多消亡了。五是“定军山显圣”时他的灵魂对钟会说：“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这里是用隐讳的手段表现他的真实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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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集团之所以“不得其时”，究其根源还在于他们有儒家气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彻底。须知在乱世之中，一切胜利都须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实力，掺不得半点“务虚”的儒术。在三国鼎立新的形势下，诸葛亮即便收复南方，蜀国也还是没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优势，“三强”也只能勉强处于中间位置。更何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统一“三国”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对手会越来越强。看看司马氏后来灭羸弱的蜀、吴都消耗了多少兵将和时间啊，更何况弱蜀要灭强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国支援只能是一场豪赌，天下须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气未脱，所以他当初选择了刘备，后来又相信了虚空的威名。实际上舆论和嘲讽只能骂死懦弱的王朗、曹真，骂不死强者司马懿。诸葛亮是只能看到关羽依靠义与勇威震不了陆逊，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吓不走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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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都深深懂得，仅靠人和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将它转化成天时和地利，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诸葛亮是先借助刘关张之人和打造属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汉统天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谋折服天下，建立诸葛王朝。与诸葛亮以“三顾茅庐”大造声势形成对比的是，司马懿只低调在曹魏谋了一个主簿之职。他前面几次尝试着给曹操出谋划策，还都没被理会。直到另一主簿杨修被杀后才逐渐受宠。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丧尽，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尽管梦里也曾生过“三马同槽”的忧虑。曹操的这一转念之差便让司马懿轻松坐享了曹丕皇帝这一天时。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魏再衰败也比刘蜀要强大许多。而且他还有“大国正统”这一新概念，具有比汉室正统更合潮流的号召力。也就是说当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时暮气沉沉的时候，司马懿和他的天还刚刚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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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三国五方”的新、旧和强、弱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曹、孙、刘三方分别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天时方面曹操是挟住了最值钱的“天子”——金字招牌；孙氏兄弟是据有父亲淘来的有一定流通价值的“玉玺”——银牌；刘备则只有遥远的“皇叔”关系——铜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尽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识使他相信块头是致胜的保证，比如他最偏爱勇将典韦、许褚。同时这一意识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边的书生、贤士，更不用说挽留刘备、关羽、徐庶和庞统等人了。孙权在兄长“小霸王”孙策尚“勇”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义”的主张。刘备则尚“仁”，且配以关羽之“义”和张飞之“勇”。相比之下孙权和刘备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总量却微不足道。孙权营中是主降声震天，刘备则只能四处投靠，保命有余，取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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